第79章：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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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下旬，毕业分配方案贴在系办公楼下的玻璃橱窗里。走廊上挤满了人，有人踮脚念条文，有人拿笔记本一笔一笔抄。陶爱民挤进去看了一眼，自己的名字在“省级机关选调“那一栏，后头括号里六个字：省委办公厅。
他退出来，靠在墙边没动。
省委办公厅。那栋楼他前世去过多少次，闭着眼都数得清门朝哪边开。红木的门把手被手温焐得发亮，汇报的人排着队在门外等，材料上的字比活人耐看。可越往上，脚底下离地越远。他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没权，是有了权却摸不着地——机油味、铁屑、车床的嗡鸣，那些才是一个厂子真在转的证据，在省城的玻璃门后头，一样都闻不着。会开过多少回，他记不清了，可会场里听不见机床响，这是他坐到最高处才慢慢品出来的凉。
老甘的办公室门开着，冲他招手。
“成了。“老甘把椅子让出来，“办公厅点了头，系里推荐你，名额算落实了。全省就这一个应届名额，多少人盯着。你自己说句话。“
“甘老师，我谢谢系里。“陶爱民坐下，“这名额，我想让出去。“
老甘的杯子顿在半空：“你说什么？“
“我想申请去基层。回乡，到镇上。“他说得很平，“那个位置太好了，好得离地。我家乡那个厂子的病我比谁都清楚，我想回去，看能不能早几年立个规矩，让几千口人少受几年罪。它离我爹的机床太远了，远到我说的话落到地上，要绕好几道弯。“
老甘盯着他看了半天，像头回见他，末了叹口气，没再劝。走廊上的议论他后来断断续续听了几句，有个男生念叨“省状元去办公厅板上钉钉“，旁人接“可惜了一步登天“；黄伟拍他肩“真不去？那可是省委“；周文远从书堆里抬头“你定的“；刘警戒毕业分去清源刑警队，球场边扔下一句“往下走比往上走难，难就对了“。他没解释。有些话，说给懂的人听一句顶十句。
第二天，系主任先找他。经济系老主任姓方，厚眼镜，看见他就把搪瓷缸往桌上一顿。
“陶爱民，系里十年没出过进省委办公厅的学生。你这一去，是给后来人蹚路的。你说让就让？“
“方主任，是我对不住系里的栽培。“陶爱民站着没坐，“名额我让了，系里可以另推人，耽误不了。“
“另推？这节骨眼上上哪另推去。“方主任声音陡了，“你论文写的是初次分配，让干活的人拿得多。你现在把自己分到镇上，我跟外头怎么讲你这篇论文——言行不一？“
“主任，论文写让干活的人拿得多，我去的就是干活的人最多的地方。“陶爱民说，“镇上两千多口人，手脚没闲着的。我下去不是躲清闲，是去把论文里那句话落到他们身上。镇上的厂子、田垄、账本，哪一样都实打实，骗不了人，也躲不了。“
方主任气得半天没言语，最后挥挥手：“你这后生，轴。“
轴不轴他不当回事。可程教授那顿，比他想的硬。
文科楼，还是那盆吊兰，还是粗梗的绿茶。老人没让他坐，先把杯子往桌上一搁，声音比平时沉：
“你那篇论文，我给你批了'落到地上'。你倒好，真把自己埋进地里去了。我教了三十年书，头回见学生把省委办公厅往外推的。你以为基层是谁都能干的？你以为你下去了，就能怎么样？“
陶爱民站着，没插话。
“系里拿你当招牌，我拿你当得意门生。“程教授盯着他，“你这一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外头人怎么看——程某人的学生，连个平台都接不住，是本事不够，还是心思野了？“
“先生，不是接不住，是不敢接。“陶爱民说，“好的东西落到不踏实的人手里是祸，落到想踏实做事的人手里，也容易把人养懒。我还年轻，先把地踩实。“
“踩实？“程教授冷笑一声，“你爹供你读大学，图的是什么，你心里清楚。你现在跟我说踩实——你踩的是他一辈子想让你跳出去的那道坎。你让了办公厅，你爹那边，你打算怎么交代？“
“我爹图的，不止是我跳出农门。“陶爱民说，“他图的是他这辈子没护住自己，想让我有本事护住更多人。我去镇上，不是回去给他擦机床，是回去让更多人的机床别停。这跟我爹想的，是一个理。“
程教授沉默了很久，手指敲着桌沿，终于摆摆手：“你这后生，倔得像头驴。罢了，你爹那边，你自个儿去挨骂。我教不了你这一课。“
陶爱民点头。老人那句“落到地上“，他记着；老人这顿骂，他也记着。
最凶的一顿，是父亲打来的。
电话是母亲接的，听见是他，把听筒递给爹。那头沉默几秒，才响起父亲的声音，比平时低，也比平时沉。
“爱民，老甘跟你说的那个，是真的？“
“真的，爹。省委办公厅，我让了。“
电话那头安静得有一袋烟的工夫。然后父亲的声音陡地起来了，像机床突然咬住了刀：
“我供你读大学，不是让你念完了回去跟我一起擦机床的。我一辈子就盼着你跳出这个农门，你倒好，自己往回钻。你读书的那些钱，是你妈卖了猪、当了镯子——“
“爹。“陶爱民没插，等父亲把火发完，才慢慢说，“我没回去擦机床。我回去，是去让更多人的机床别停。您那辈子吃的亏，是没人早立规矩，让您这双手闲下来、又没人管。我想着，能不能早几年立个规矩，让它别再落到下一代人身上。您教我的'手在活就在'，我记着。可光一双手动，救不了一个厂，得有让所有手都动的法子。那个法子，得有人从底下一点点推。“
电话那头没了声。母亲在旁边轻轻拉了拉父亲的袖子，他听见布料窸窣的响。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哑着嗓子说：“你说得轻巧。镇上那点事，你以为比省城好干？“
“不好干。“陶爱民说，“正是不好干，才得有人去干。爹，您别气。日子长着，您看我走两步，就知道了。“
父亲没再骂，也没松口，把电话撂了。
陶爱民把听筒挂好，在宿舍窗前站了很久。窗台那两棵桃苗抽了新叶，绿得扎眼。他想起苏晓晴那句“等分配定“——她说过，想往下走，去县果树站，把苗子送到乡下去。原来两个人想的是一条路。他嘴上没说，心里却稳了些。
兜里那三百六十一块，是他进体制前名下唯一剩的钱，干干净净，没并入过那笔大数。他摸了摸，想起公证处那声钢印——名下三百三十多万，一笔笔交了出去，如今他清清白白，要去填那张志愿表了。
他抓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一行字：服从分配意愿——汉丰市清源县红旗镇。
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在给往后几十年落第一个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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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老甘把椅子让出来，“办公厅点了头，系里推荐你，名额算落实了。全省就这一个应届名额，多少人盯着。你自己说句话。“
“甘老师，我谢谢系里。“陶爱民坐下，“这名额，我想让出去。“
老甘的杯子顿在半空：“你说什么？“
“我想申请去基层。回乡，到镇上。“他说得很平，“那个位置太好了，好得离地。我家乡那个厂子的病我比谁都清楚，我想回去，看能不能早几年立个规矩，让几千口人少受几年罪。它离我爹的机床太远了，远到我说的话落到地上，要绕好几道弯。“
老甘盯着他看了半天，像头回见他，末了叹口气，没再劝。走廊上的议论他后来断断续续听了几句，有个男生念叨“省状元去办公厅板上钉钉“，旁人接“可惜了一步登天“；黄伟拍他肩“真不去？那可是省委“；周文远从书堆里抬头“你定的“；刘警戒毕业分去清源刑警队，球场边扔下一句“往下走比往上走难，难就对了“。他没解释。有些话，说给懂的人听一句顶十句。
第二天，系主任先找他。经济系老主任姓方，厚眼镜，看见他就把搪瓷缸往桌上一顿。
“陶爱民，系里十年没出过进省委办公厅的学生。你这一去，是给后来人蹚路的。你说让就让？“
“方主任，是我对不住系里的栽培。“陶爱民站着没坐，“名额我让了，系里可以另推人，耽误不了。“
“另推？这节骨眼上上哪另推去。“方主任声音陡了，“你论文写的是初次分配，让干活的人拿得多。你现在把自己分到镇上，我跟外头怎么讲你这篇论文——言行不一？“
“主任，论文写让干活的人拿得多，我去的就是干活的人最多的地方。“陶爱民说，“镇上两千多口人，手脚没闲着的。我下去不是躲清闲，是去把论文里那句话落到他们身上。镇上的厂子、田垄、账本，哪一样都实打实，骗不了人，也躲不了。“
方主任气得半天没言语，最后挥挥手：“你这后生，轴。“
轴不轴他不当回事。可程教授那顿，比他想的硬。
文科楼，还是那盆吊兰，还是粗梗的绿茶。老人没让他坐，先把杯子往桌上一搁，声音比平时沉：
“你那篇论文，我给你批了'落到地上'。你倒好，真把自己埋进地里去了。我教了三十年书，头回见学生把省委办公厅往外推的。你以为基层是谁都能干的？你以为你下去了，就能怎么样？“
陶爱民站着，没插话。
“系里拿你当招牌，我拿你当得意门生。“程教授盯着他，“你这一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外头人怎么看——程某人的学生，连个平台都接不住，是本事不够，还是心思野了？“
“先生，不是接不住，是不敢接。“陶爱民说，“好的东西落到不踏实的人手里是祸，落到想踏实做事的人手里，也容易把人养懒。我还年轻，先把地踩实。“
“踩实？“程教授冷笑一声，“你爹供你读大学，图的是什么，你心里清楚。你现在跟我说踩实——你踩的是他一辈子想让你跳出去的那道坎。你让了办公厅，你爹那边，你打算怎么交代？“
“我爹图的，不止是我跳出农门。“陶爱民说，“他图的是他这辈子没护住自己，想让我有本事护住更多人。我去镇上，不是回去给他擦机床，是回去让更多人的机床别停。这跟我爹想的，是一个理。“
程教授沉默了很久，手指敲着桌沿，终于摆摆手：“你这后生，倔得像头驴。罢了，你爹那边，你自个儿去挨骂。我教不了你这一课。“
陶爱民点头。老人那句“落到地上“，他记着；老人这顿骂，他也记着。
最凶的一顿，是父亲打来的。
电话是母亲接的，听见是他，把听筒递给爹。那头沉默几秒，才响起父亲的声音，比平时低，也比平时沉。
“爱民，老甘跟你说的那个，是真的？“
“真的，爹。省委办公厅，我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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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供你读大学，不是让你念完了回去跟我一起擦机床的。我一辈子就盼着你跳出这个农门，你倒好，自己往回钻。你读书的那些钱，是你妈卖了猪、当了镯子——“
“爹。“陶爱民没插，等父亲把火发完，才慢慢说，“我没回去擦机床。我回去，是去让更多人的机床别停。您那辈子吃的亏，是没人早立规矩，让您这双手闲下来、又没人管。我想着，能不能早几年立个规矩，让它别再落到下一代人身上。您教我的'手在活就在'，我记着。可光一双手动，救不了一个厂，得有让所有手都动的法子。那个法子，得有人从底下一点点推。“
电话那头没了声。母亲在旁边轻轻拉了拉父亲的袖子，他听见布料窸窣的响。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哑着嗓子说：“你说得轻巧。镇上那点事，你以为比省城好干？“
“不好干。“陶爱民说，“正是不好干，才得有人去干。爹，您别气。日子长着，您看我走两步，就知道了。“
父亲没再骂，也没松口，把电话撂了。
陶爱民把听筒挂好，在宿舍窗前站了很久。窗台那两棵桃苗抽了新叶，绿得扎眼。他想起苏晓晴那句“等分配定“——她说过，想往下走，去县果树站，把苗子送到乡下去。原来两个人想的是一条路。他嘴上没说，心里却稳了些。
兜里那三百六十一块，是他进体制前名下唯一剩的钱，干干净净，没并入过那笔大数。他摸了摸，想起公证处那声钢印——名下三百三十多万，一笔笔交了出去，如今他清清白白，要去填那张志愿表了。
他抓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一行字：服从分配意愿——汉丰市清源县红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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