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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教授的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书架,一台老式台扇。书架上塞满了书,中文译本挤在一起,把隔板都压弯了。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落款是程教授自己的名字。

    程教授坐在桌子后面,陶爱民坐在对面。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两杯茶。

    搪瓷杯里的茶叶梗竖在水里,像一根针。

    程教授没有马上说话。他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下,然后看着陶爱民。看了有十来秒。

    “陶爱民。你哪年生的?“

    “一九七二年。“

    “今年十八。“

    “嗯。“

    “你刚才说的那三句话——“程教授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不像是十八岁的人能说出来的。“

    陶爱民没接话。

    “我不是说你抄了谁。“程教授说,“我是说那三句话的分寸。第一句讲效率,第二句讲公平,第三句讲边界。三句话不多不少,每句都在点子上。这不是书读得多就能说出来的——这是有阅历的人说的话。“

    陶爱民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梗。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他说,“见的多了。“

    程教授盯着他看了几秒。

    “我教了四十年书,“程教授说,“见过聪明的学生、刻苦的学生、背书背得快的。但你这种——“他想了想,“你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不像学生。“

    陶爱民没说话。

    “我不是要盘问你。“程教授笑了一下,皱纹在眼角堆起来,“我是想了解你。你愿不愿意说,是你的事。“

    “程老师,“陶爱民把茶杯放下,“有些事我没法跟您说清楚。但我可以保证一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自己想明白的,不是背来的。“

    程教授看了他半晌。然后点了点头。

    “行。我信你。“

    他伸手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推过来。纸上印着几行字,是学校的红头文件:“东江大学第一届学生学术论文竞赛通知“。题目方向写的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这个竞赛,十二月初截稿。你写一篇论文参加。“

    陶爱民看了看通知。没有马上答应。

    “题目大。“他说。

    “大题小做。“程教授说,“你今天说的那三句话,扩展开来就是一篇论文。别写空的,写你自己的观察。你有观察。“

    陶爱民想了一下。“我可以试试。“

    “不是试试。是写。“程教授语气不重,但不留余地,“你这个脑子,不写可惜了。“

    他顿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像是在强调什么。

    “你这个脑子,将来要么去做官,要么去做学问。“

    陶爱民手一顿。

    “做官的话,“程教授端起茶杯,“记住你今天说的那三句话。“

    陶爱民看着他。程教授的眼睛浑浊,但里面有东西——是四十年教书生涯练出来的那种穿透力。不是锐利的穿透,是慢的,像水渗进土里。

    “做学问也行。“程教授接着说,“但做学问的人,嘴巴上要多一层把门的。今天你当着全班说那三句话,没问题——这里是学校,说什么都行。以后到了外面,说每一句话之前都得多想三秒。“

    陶爱民站起来。“程老师,我记住了。“

    “坐着。“程教授摆了摆手,“茶还没喝完呢。“

    他又坐下来,端起杯子。

    两个人喝了一会儿茶。没说话。窗外的阳光斜进来,照在程教授的花白头发上,发丝边缘亮着一圈银光。楼下操场有人在喊什么,隔着窗户听不真切。

    “程老师,“陶爱民开口了,“那个论文竞赛,我想写一个方向。“

    “说。“

    “计划与市场的边界。不写理论,写案例。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写,写到乡镇企业,再到现在的国债流通市场。每一个案例里,计划退了一步,市场进了一步,但退到哪里、进到哪里,是有边界的。“

    程教授放下茶杯,看着他。

    “国债流通市场?“他问,“你研究过这个?“

    “看过一些数据。“

    “什么数据?“

    “上海和临江的国债柜台报价。从今年一月抄到十月。“陶爱民说得很平,“价格在涨,但涨幅在收窄。水灾以后涨幅重新拉大了。“

    程教授沉默了几秒。

    “你一个一年级学生,在抄国债报价?“

    “抄了快一年了。“

    程教授又看了他几秒。这次看得比刚才长。

    “好。“他说,“你就按这个方向写。数据我来帮你把关。“

    “谢谢程老师。“

    陶爱民把茶喝完,站起来告辞。

    “论文的事,你放心写。“程教授也站起来,送到门口,“写完拿来给我看。别拖到截稿前一天。“

    “不会。“

    他出了办公室,下楼。

    楼梯间的光从天井里漏下来,四四方方的一块,打在水泥台阶上。他一步一步走下去。

    做官。程教授说他适合做官。他确实适合。这一世打算做官。但这次,要做个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在那三句话里。

    不是今天想出来的。

    是很久以前,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屋子里想出来的。一张铁床,一个塑料桶。三年里什么都想过,最后想明白的就是那三句话——初次分配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再分配要让干不动的人活得下去;有些东西不能全交给市场。那三句话,是用半辈子的教训换来的。

    今天他说出来了。在一间大学的教室里,对着一群十八岁的学生和一位六十三岁的老教授。说得比在那间屋子里想的时候还平静。

    他走出教学楼。十月的阳光打在脸上,暖的。

    然后他想起来——国债。国债价格的高点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水灾后的行情,会在年底到顶。他得在十二月卖掉。不是现在,再等一个月。

    回到宿舍,他从枕头底下抽出硬皮本。翻到国债数据那一页,上海和临江的报价一条一条排着,最新的数据是上周抄的——一百零八点五。

    七个月,从一百零一抄到一百零八。两万九的本金,账面浮盈快一千五了。到十二月卖掉,总收益可能到两千以上。这是他第一笔真正的投资收益——不是靠工资攒的,不是靠勤工俭学抠的,是靠判断力赚的。

    他从笔袋里抽出一支笔,在国债数据那一页的空白处画了一个圈。

    圈住的不是某一个数字。是整页。

    这页上的数据,他看了大半年了。从一百零一到一百零八,一条一条,像潮水涨上来的水痕。

    周文远从上铺探头下来,看了一眼。“老陶,你在画什么?“

    “画个圈。“

    “什么意思?“

    “到时间了。“

    周文远“哦“了一声,缩回去了。他没问“什么到时间了“。知道问了也白问。

    陶爱民把硬皮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躺下来。

    那三句话不是今天才想出来的。是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屋子里,对着天花板想了三年才想明白的。这次,他要在还没走进那间屋子之前,就把那三句话记住。

    窗外有人在喊:“陶爱民——陶爱民——电话。“

    他翻身下床,趿着拖鞋下了一楼值班室。

    值班室老头递过听筒:“经济系的,说是你辅导员。“

    “喂?方老师?“

    方老师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带着杂音。“陶爱民,你上次募捐的事——学校想推一个救灾先进个人,你考虑一下。“

    “不了,方老师。真的不了。“

    “你考虑考虑。“

    “不考虑。“他停了一下,“方老师,我捐那五十块钱不是为了评先进的。评了就不是那回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行。“方老师说,“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把听筒放回去。值班室的老头在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播新闻——灾后重建进展,某某省拨付多少救灾款。

    灾后重建。拨付。救灾款。这些词太熟了。

    他转身回楼上,拖鞋踩在水泥楼梯上,啪嗒啪嗒响。

    回到宿舍,他没再翻硬皮本。躺下来,闭上眼。

    脑子里转的不是国债。也不是程教授。

    是苏晓晴借书卡上那几行字。四本书,两个方向。一个种果树的姑娘,在借国债的书。

    他想起自己说过的话——“回头我帮你找本书。“

    他还没还这个承诺。

    明天是周一。她说周五还书。今天周五。

    那本《国债理论与实务》,该还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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