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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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是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到的。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不是平时那种慢慢推开的方式，是推开的时候带了一点力，门板撞到墙上的 stopper 发出一声响。办公室主任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传真，说了一句——“非典，县里通知，封闭管理，所有人不得离开县城。“
建国握着笔的手停住了。办公室里所有正在动的声音都停了一下——老周的报纸不再翻了，小陈正在开抽屉的手也停住了。片刻之后老周把报纸放下，把保温杯盖子拧紧了，问了一句：“多久？“
“不知道。“
主任把传真放在桌上——不是给谁，就是放下了——然后走出去，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走廊里有人在快步走——不是跑，是比平时快很多的走——脚步声在走廊两端来回传了几遍，然后安静了。
建国的单位从那天下午开始量体温。一天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在一楼大厅排队，人事科的人拿着一支红外体温计，对着每一个人的额头照一下，报一个数字，旁边的人记在本子上。第一天排队的秩序不太好——大家都挤在一起。第二天拉了一条线，让大家隔开一米站。那根线是白色的，塑料绳，从大厅的柱子拉到另一根柱子上，在日光灯下泛着一种工业制品的白光。
建国站在那根线后面排队的时候，指尖碰到了一根白色的塑料绳。他拉了一下——有弹性。然后松开了，绳子在他手里弹回去的瞬间，在空气中发出了一声很轻的嗡响。
宿舍楼也封了。外面的人不能进，里面的人不能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叶子在四月的风里长得很快——他每天从办公室回到宿舍的时候都发现它比前一天多了一丛叶子。四月到五月是槐树长得最快的时候——从光秃的枝条到满树绿叶，只需要一个月不到。他在宿舍里的时候没有太多事可做。不能回村，不能出门，不能去见林慧。他用办公室的电话给林慧打了一个——电话亭关了，但办公室的座机还能打外线。那边接起来的时候他先听到了一声“喂“，然后是一阵短暂的电流声。
“是我。“
“知道了。你那边怎么样？“
“封闭了。不能出门。“
那边停顿了一下，然后林慧说：“别出门。“
“你也别出门。“
“嗯。“
说完这两个字以后电话里出现了一段空白——不是没有人想说话，是两个人都不知道在“别出门“之后还能说什么。窗外的走廊里有人在走动——脚步声从近到远。建国握着话筒没有放。
“那你——“林慧先开口了，“有什么事打电话。“
“好。“
挂了。话筒放回去的时候塑料壳碰到底座的声音在那个下午的办公室里响了一声。建国站在桌前，看着窗外——那棵槐树的叶子在四月的空气里翻着白，叶背的颜色比叶面浅，翻过来的时候整棵树像是一下子变亮了一拍。
省城的街道在四月底变得出奇地安静。
海龙是在四月的第三周注意到这件事的。以前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门口那条马路上的车流几乎没有断过——高峰期慢一点，非高峰期快一点，但始终有车。这几天车流量明显地少了——少到了他站在门口往国道方向看的时候，能看到一段完全空白的路面，没有任何车，没有任何声音，只有路面本身在春天的光线下泛着灰白色的光。
修理铺的生意也跟着停了。不是“变少了“，是几乎归零了——没有人出门，就没有人修车。学徒放了假，回各自的住处待着了。老曹来过几次，站在门口抽了几根烟，看了看空荡荡的国道，没说什么，骑上摩托车走了。偌大的铺子里只剩海龙一个人和那台举升机上停的一辆车——那辆车是封路之前送来的，车主说“不急，你慢慢修“。
海龙不紧不慢地修了一个星期。换机油、清洗节气门、检查刹车片——他把这辆车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换了几个不该换但也该换了的小零件。修完以后他没有通知车主来取——反正取不了。他把车从举升机上放下来，推到靠墙的位置，盖了一块旧床单。
然后他一个人坐在铺子里，把工具全部拿出来擦了一遍。一把一把地擦——扳手、套筒、螺丝刀、钳子——用棉纱蘸着柴油，擦完以后用干布再擦一遍，按大小排好放回工具箱里。所有工具擦完一遍以后他看了一下时间——才过了一个小时。他从工具箱最上层拿起一个口罩——单位发的，一人三个，他领了三个，用了一个，还剩两个。他把口罩在手里折了一下——白色的，无纺布，有一根细细的鼻夹条——放进了铁盒里。螺帽在最上面，他把口罩压在螺帽下面，盖上了盖子。
五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他坐在门口那把破椅子上。门口的马路上空无一人。国道那边偶尔有一辆车经过——间隔很长，长到他数得清。他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很久，久到坐面的藤条在屁股底下发出了一种干燥的、被压了很久以后发出的细微声响。他站起来，走到工具箱前面，把铁盒拿出来打开——螺帽在最上面，口罩在螺帽下面。他没有动它们，又盖上了。
王威的饲料在四月底断了。
不是完全断——是供应商说“封路了，车过不去“。电话里对方的声音隔着电流声有点远，“这一段先送不了，等解封了再说。“王威放下电话后坐在办公桌前想了很久。养殖场里的饲料按现在的消耗量还能撑十天。
他决定自己开拖拉机去拉。
天没亮他就出发了。堂弟坐在副驾驶上，两个人一辆手扶拖拉机，沿着村路往邻县的方向开——不敢走大路，怕被拦下来量体温，走的是他二十年前走村小的那条土路，路面被雨水冲过很多遍，有些段落被冲出了沟槽，拖拉机开过去的时候车身斜了一下，又正了回来。到邻县的饲料厂时天已经大亮了。他装了十袋饲料在车斗里，用麻绳绑好，不敢多停，直接往回开。回来的时候被拦在了村口——不是大路，是土路的路口。
村支书和两个戴着红袖章的人站在那里。村支书手里拿着一支体温计——不是人事科那种红外线的那种，是水银的，透明玻璃管，里面有一根细细的银线。王威把拖拉机熄了火，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村支书把体温计递给他——“夹着。“王威把体温计夹在腋下。五分多钟——他站在拖拉机旁边等着。早晨的风吹过来，带着麦田里灌浆的气味——五月的麦子正在长，绿色的，密密的，风一过整片地都在动。他腋下夹着那支体温计，手扶着拖拉机的摇把，感觉到铁在早晨的空气里是凉的。五分多钟以后村支书把体温计从他腋下抽出来，举到光下面看了看——没有戴老花镜，举得远了，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进去吧。“
王威把饲料拉回了养殖场。十袋，一袋一袋卸下来码好。最后一袋卸完以后他蹲在料棚门口，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五月的早晨不算热，但他开了一路的拖拉机，手臂被震得发麻，停下来以后那种麻麻的余震还在指尖上留着。他没有马上站起来——在料棚门口蹲着，看着那摞饲料。够两个月了。
非典过去是在六月中旬。
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宣布解除“的节点——是一个星期内，路上的人多了起来，单位的门不再需要登记才能进了，国道上的车流量恢复了正常。建国是在某天下班的时候发现传达室的桌子上那支体温计不见了——原来放在窗口旁边，每天上班下班都要照一下的那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收起来了。他没有问，也没有人宣布。就是某一天它不在那里了，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海龙的修理铺在六月的第三周迎来了第一辆修车——一辆停了很久的面包车，电瓶没电了。车主推开铺子的门进来说“帮我搭个电“——海龙拿着搭电线蹲在车头前面把电瓶接上的时候，听到了发动机重新转起来的声音——不是他修好的，是那个车主太久没开车了。但他在那个声音里站起来，在抹布上擦了擦手，看了看门口——国道上的车流已经恢复到了四月以前的水平。
王威在六月底把剩下的半箱84消毒液收进了养殖场的储物间里——放在角落里，和饲料隔了两层货架。他没有扔掉它。他想的是——可能以后还用得上。但他希望用不上。
海龙在非典过去后的某天晚上把工具箱打开，看了一眼铁盒里的口罩——白色的，无纺布，压在螺帽下面。他没有拿出来扔掉。他也没有把它放在别的地方。它就在那里——在铁盒里，在螺帽下面。他看了很久然后盖上了铁盒。他知道这东西可能以后都用不上了，但他留着它——就像留着那颗螺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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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不是平时那种慢慢推开的方式，是推开的时候带了一点力，门板撞到墙上的 stopper 发出一声响。办公室主任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传真，说了一句——“非典，县里通知，封闭管理，所有人不得离开县城。“
建国握着笔的手停住了。办公室里所有正在动的声音都停了一下——老周的报纸不再翻了，小陈正在开抽屉的手也停住了。片刻之后老周把报纸放下，把保温杯盖子拧紧了，问了一句：“多久？“
“不知道。“
主任把传真放在桌上——不是给谁，就是放下了——然后走出去，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走廊里有人在快步走——不是跑，是比平时快很多的走——脚步声在走廊两端来回传了几遍，然后安静了。
建国的单位从那天下午开始量体温。一天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在一楼大厅排队，人事科的人拿着一支红外体温计，对着每一个人的额头照一下，报一个数字，旁边的人记在本子上。第一天排队的秩序不太好——大家都挤在一起。第二天拉了一条线，让大家隔开一米站。那根线是白色的，塑料绳，从大厅的柱子拉到另一根柱子上，在日光灯下泛着一种工业制品的白光。
建国站在那根线后面排队的时候，指尖碰到了一根白色的塑料绳。他拉了一下——有弹性。然后松开了，绳子在他手里弹回去的瞬间，在空气中发出了一声很轻的嗡响。
宿舍楼也封了。外面的人不能进，里面的人不能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叶子在四月的风里长得很快——他每天从办公室回到宿舍的时候都发现它比前一天多了一丛叶子。四月到五月是槐树长得最快的时候——从光秃的枝条到满树绿叶，只需要一个月不到。他在宿舍里的时候没有太多事可做。不能回村，不能出门，不能去见林慧。他用办公室的电话给林慧打了一个——电话亭关了，但办公室的座机还能打外线。那边接起来的时候他先听到了一声“喂“，然后是一阵短暂的电流声。
“是我。“
“知道了。你那边怎么样？“
“封闭了。不能出门。“
那边停顿了一下，然后林慧说：“别出门。“
“你也别出门。“
“嗯。“
说完这两个字以后电话里出现了一段空白——不是没有人想说话，是两个人都不知道在“别出门“之后还能说什么。窗外的走廊里有人在走动——脚步声从近到远。建国握着话筒没有放。
“那你——“林慧先开口了，“有什么事打电话。“
“好。“
挂了。话筒放回去的时候塑料壳碰到底座的声音在那个下午的办公室里响了一声。建国站在桌前，看着窗外——那棵槐树的叶子在四月的空气里翻着白，叶背的颜色比叶面浅，翻过来的时候整棵树像是一下子变亮了一拍。
省城的街道在四月底变得出奇地安静。
海龙是在四月的第三周注意到这件事的。以前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门口那条马路上的车流几乎没有断过——高峰期慢一点，非高峰期快一点，但始终有车。这几天车流量明显地少了——少到了他站在门口往国道方向看的时候，能看到一段完全空白的路面，没有任何车，没有任何声音，只有路面本身在春天的光线下泛着灰白色的光。
修理铺的生意也跟着停了。不是“变少了“，是几乎归零了——没有人出门，就没有人修车。学徒放了假，回各自的住处待着了。老曹来过几次，站在门口抽了几根烟，看了看空荡荡的国道，没说什么，骑上摩托车走了。偌大的铺子里只剩海龙一个人和那台举升机上停的一辆车——那辆车是封路之前送来的，车主说“不急，你慢慢修“。
海龙不紧不慢地修了一个星期。换机油、清洗节气门、检查刹车片——他把这辆车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换了几个不该换但也该换了的小零件。修完以后他没有通知车主来取——反正取不了。他把车从举升机上放下来，推到靠墙的位置，盖了一块旧床单。
然后他一个人坐在铺子里，把工具全部拿出来擦了一遍。一把一把地擦——扳手、套筒、螺丝刀、钳子——用棉纱蘸着柴油，擦完以后用干布再擦一遍，按大小排好放回工具箱里。所有工具擦完一遍以后他看了一下时间——才过了一个小时。他从工具箱最上层拿起一个口罩——单位发的，一人三个，他领了三个，用了一个，还剩两个。他把口罩在手里折了一下——白色的，无纺布，有一根细细的鼻夹条——放进了铁盒里。螺帽在最上面，他把口罩压在螺帽下面，盖上了盖子。
五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他坐在门口那把破椅子上。门口的马路上空无一人。国道那边偶尔有一辆车经过——间隔很长，长到他数得清。他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很久，久到坐面的藤条在屁股底下发出了一种干燥的、被压了很久以后发出的细微声响。他站起来，走到工具箱前面，把铁盒拿出来打开——螺帽在最上面，口罩在螺帽下面。他没有动它们，又盖上了。
王威的饲料在四月底断了。
不是完全断——是供应商说“封路了，车过不去“。电话里对方的声音隔着电流声有点远，“这一段先送不了，等解封了再说。“王威放下电话后坐在办公桌前想了很久。养殖场里的饲料按现在的消耗量还能撑十天。
他决定自己开拖拉机去拉。
天没亮他就出发了。堂弟坐在副驾驶上，两个人一辆手扶拖拉机，沿着村路往邻县的方向开——不敢走大路，怕被拦下来量体温，走的是他二十年前走村小的那条土路，路面被雨水冲过很多遍，有些段落被冲出了沟槽，拖拉机开过去的时候车身斜了一下，又正了回来。到邻县的饲料厂时天已经大亮了。他装了十袋饲料在车斗里，用麻绳绑好，不敢多停，直接往回开。回来的时候被拦在了村口——不是大路，是土路的路口。
村支书和两个戴着红袖章的人站在那里。村支书手里拿着一支体温计——不是人事科那种红外线的那种，是水银的，透明玻璃管，里面有一根细细的银线。王威把拖拉机熄了火，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村支书把体温计递给他——“夹着。“王威把体温计夹在腋下。五分多钟——他站在拖拉机旁边等着。早晨的风吹过来，带着麦田里灌浆的气味——五月的麦子正在长，绿色的，密密的，风一过整片地都在动。他腋下夹着那支体温计，手扶着拖拉机的摇把，感觉到铁在早晨的空气里是凉的。五分多钟以后村支书把体温计从他腋下抽出来，举到光下面看了看——没有戴老花镜，举得远了，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进去吧。“
王威把饲料拉回了养殖场。十袋，一袋一袋卸下来码好。最后一袋卸完以后他蹲在料棚门口，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五月的早晨不算热，但他开了一路的拖拉机，手臂被震得发麻，停下来以后那种麻麻的余震还在指尖上留着。他没有马上站起来——在料棚门口蹲着，看着那摞饲料。够两个月了。
非典过去是在六月中旬。
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宣布解除“的节点——是一个星期内，路上的人多了起来，单位的门不再需要登记才能进了，国道上的车流量恢复了正常。建国是在某天下班的时候发现传达室的桌子上那支体温计不见了——原来放在窗口旁边，每天上班下班都要照一下的那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收起来了。他没有问，也没有人宣布。就是某一天它不在那里了，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海龙的修理铺在六月的第三周迎来了第一辆修车——一辆停了很久的面包车，电瓶没电了。车主推开铺子的门进来说“帮我搭个电“——海龙拿着搭电线蹲在车头前面把电瓶接上的时候，听到了发动机重新转起来的声音——不是他修好的，是那个车主太久没开车了。但他在那个声音里站起来，在抹布上擦了擦手，看了看门口——国道上的车流已经恢复到了四月以前的水平。
王威在六月底把剩下的半箱84消毒液收进了养殖场的储物间里——放在角落里，和饲料隔了两层货架。他没有扔掉它。他想的是——可能以后还用得上。但他希望用不上。
海龙在非典过去后的某天晚上把工具箱打开，看了一眼铁盒里的口罩——白色的，无纺布，压在螺帽下面。他没有拿出来扔掉。他也没有把它放在别的地方。它就在那里——在铁盒里，在螺帽下面。他看了很久然后盖上了铁盒。他知道这东西可能以后都用不上了，但他留着它——就像留着那颗螺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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